1951年的一个清晨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被押上刑台，他步履蹒跚，却神情倨傲。
就在枪声即将响起的那一刻，这位81岁的老人突然仰头狂笑，声嘶力竭地喊出一句话：“我这辈子值了！”
这个老人是谁？面对死亡，他为何毫无悔意？他究竟做过什么，让百姓对他恨之入骨？
科举梦碎
1870年的一个清晨，辽东刘家大院里传出婴儿的啼哭声，这个孩子就是刘雨田。
刘家祖上经商置产，父辈勤勉守成，刘家在当地也算得上有头有脸的人家。
刘雨田自小便被寄予厚望，私塾先生每日准时入府，教他读《四书》《五经》，讲忠孝仁义，谈治国平天下。
对他来说，科举不仅仅是功名，更是通往权力与尊荣的阶梯。
他曾无数次想象自己金榜题名的那一日：锣鼓喧天，乡邻相迎，父母脸上写满荣耀。
更重要的是，他可以踏入仕途，施展抱负，让那些沿街乞讨的百姓过上好日子。
刘雨田偶尔也会带着银两走出府门，见到衣衫褴褛的孩童，会让家丁分发些碎银；见到流民，会叹息世道艰难。
只是，这种善意更多带着几分施舍者的优越，他想做“救世者”，却从未真正理解底层的苦难。
第一次参加乡试那年，他踌躇满志，临行前，父亲为他整好衣冠，叮嘱他沉着应考。
考场内，数百名学子伏案疾书，他提笔如飞，自觉文章辞藻华丽、立意高远，但放榜之日，榜上无名。
“或许是运气不好。”他这样安慰自己。
第二次，他更加用功，夜深人静时，他伏案苦读，他告诉自己，只要再努力一点，命运终会眷顾。
可命运并未垂青，第二次落榜的消息传来时，亲友的劝慰，在他听来像是嘲讽；邻里的窃窃私语，更像是在揭他的伤疤。
刘雨田开始变了，他不再愿意谈论文章，不再与同窗往来，每当有人提起科举，他总是冷笑：“这世道，本就不公平。”
他将失败归咎于制度腐败，归咎于主考官徇私舞弊，甚至归咎于朝廷昏庸，却从未真正审视自己文章的短板与心性的浮躁。
清王朝此时正风雨飘摇，甲午战败的阴影尚未散去，朝野动荡，人心惶惶。
许多青年在反思民族出路，有人倡导变法图强，有人投身革命浪潮。
可刘雨田没有走那条路，他觉得努力太慢，等待太苦，既然正途不通，是否还有别的路？
就在这种心境下，他结识了郑永昌。
郑永昌出入体面，谈吐不凡，总能带来一些“新鲜”的消息。
他说日本富强，制度先进；他说清廷腐朽，无药可救；他说只要站对了队，前途自然光明。
郑永昌时不时地邀他饮酒闲谈，讲述那些“识时务者为俊杰”的故事。酒过三巡，刘雨田听得心潮起伏。
他开始幻想另一种人生：不必再寒窗苦读，不必再受榜单摆布，只要投靠更强大的力量，功名富贵便唾手可得。
于是，当郑永昌试探性地提及为日本人效力时，他没有愤怒，也没有拒绝，相反，他沉默了。
而沉默，往往是动摇的开始。
投敌卖国
1894年的辽东，甲午战火骤然点燃，日本的军舰在海面上若隐若现，炮声震动山河。
就在这片风雨飘摇的土地上，刘雨田做出了人生最重要、也是最卑劣的决定。
当郑永昌第一次暗示，希望他能提供金州一带的地形图时，刘雨田沉默了很久。
那是他熟悉的土地，是他祖辈生活的地方，是无数百姓赖以生存的家园。
可也是在那一刻，他心中浮现的不是乡亲的安危，而是自己能否借此换来一份“前程”。
几日后，一份详细的金州地形图悄然落入日方手中。山川走向、城防薄弱之处、粮仓所在位置，都被标注得清清楚楚。
紧接着，他又通过郑永昌牵线，暗中资助日军白银，不久之后，日军顺利攻入金州。
城门被炮火轰开，街巷里枪声四起，百姓仓皇奔逃。哭喊声、哀嚎声混杂在一起。
事情终究还是败露了，当地士绅与官府察觉异常，很快便将怀疑的目光投向刘雨田。
曾经的同乡不再与他寒暄，昔日的朋友开始避之不及。街头巷尾流言四起，有人低声咒骂，有人扬言要替天行道。
刘雨田第一次感到恐惧，他连夜收拾行装，带着仅存的积蓄登船东渡，船只缓缓驶离码头时，他没有回头。
初到日本，他刻意收敛锋芒，低声下气地拜访日方人士，表达忠心。
他主动学习日语，清晨背诵单词，夜晚研读日本典籍，努力模仿日本人的礼仪与习惯。
他为自己取了一个新名字，“刘龟山”，龟山，是日本的地名，也是他向日本示好的象征。
几年之后，在一次日军内部会议上，他提供的情报被证明极具价值，帮助日军顺利推进战事，军方对他表示嘉奖，甚至为他颁发勋章。
那一刻，他觉得自己终于被“认可”了。
他开始频繁出入日本军方高层的宴会，与军官推杯换盏，席间有人拍着他的肩膀称赞：“龟山君，忠诚可嘉。”
可日本人从未真正将他视为同类，只把他当作可以利用的工具。
但刘雨田选择视而不见，只要有奖章，有地位，有赞赏，他便心满意足。
狐假虎威
1911年秋，武昌城的枪声划破夜空，辛亥革命的浪潮迅速席卷全国。
清王朝的统治土崩瓦解，远在异国的刘雨田，听闻这一消息时，沉默了许久。
清廷已亡，昔日通缉与追责也随之烟消云散，更重要的是，日本在辽东的势力日益稳固。
对他而言，这似乎是一个重新登场的机会，于是，他以“刘龟山”的身份悄然回到旅顺。
刘雨田衣着考究，步履从容，他出入日本军官的住所，与他们把酒言欢，偶尔还以翻译与顾问的身份陪同巡查。
他开始频繁出现在乡绅之间，言辞间满是“时局已定”的论调，他告诉人们，日本强盛不可逆转，与其对抗，不如顺势而为。
他甚至拍着胸脯保证，只要听他的安排，便可保全家业，有人半信半疑，有人愤愤不平，也有人在恐惧与利益之间摇摆。
刘雨田会在夜深人静时拜访那些意志薄弱之人，晓之以“前途”，诱之以“安稳”，慢慢地，一些人被他拉拢，成为日方的眼线。
谁家有抗日志士活动，谁家私藏武器，谁在暗中联络外地组织，这些消息都被悄然送往日军驻地。
每一次告密，都伴随着一户人家的厄运。
有人在深夜被带走，再也没有回来；有人被迫流离失所，田产充公；还有人被当众示众，只为震慑众人。
渐渐地，刘雨田在旅顺成了一个令人避之不及的名字。
1937年7月7日，卢沟桥事变爆发，全面抗战拉开序幕。
那一天，旅顺城里气氛骤然紧张，有人暗中传递抗日消息，有人秘密组织募捐支援前线。
可就在这股民族觉醒的浪潮中，刘雨田却公开站在日军一边。
不仅如此，他甚至变卖家产，将所得资金用于为日军购置飞机装备。
但那些飞机投下的炸弹，却落在了中国的土地上，旅顺周边的村庄遭到扫荡，青壮年被抓去充劳工，妇孺流离失所。
他们不知道飞机来自何处，却知道刘雨田的名字。
仇恨在无声中积累，街头巷尾，老人低声咒骂，孩子被告诫不要靠近刘家旧宅。
可刘雨田却浑然不觉，在日本军官的宴席上，他依旧谈笑风生；在颁奖仪式上，他依旧昂首挺胸。
可历史从不因个人的投机而停步，抗战的火焰在全国蔓延，无数普通百姓用血肉筑起长城。
刘雨田或许以为，只要紧抱强者的大腿，便可永远安然无恙，可他忘了，侵略者终究是外来者，靠暴力维系的统治，注定不会长久。
他狐假虎威，借着侵略者的权势作威作福，却不知那权势本身就是摇摇欲坠的浮木。
天网恢恢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，旅顺城里一片沸腾。
而在一处阴暗的屋子里，刘雨田脸色惨白。
昔日高高在上的日本军官仓皇收拾行装，军营里的旗帜被匆匆撤下，那些曾经与他推杯换盏、称兄道弟的人，忽然间变得冷漠疏离。
他试图找到昔日的“靠山”，希望能随军一同撤离日本。
可得到的回应，却是一句冷冰冰的话：“局势紧张，无暇顾及。”
在他们眼中，他不过是一枚用过的棋子，棋局已散，棋子自然被丢弃。
几日后，他仓促变卖仅存的财物，试图再寻门路离境，却四处碰壁，日本人自顾不暇，根本无意再带上一个“外人”。
走投无路之下，他只得悄然离开旅顺，隐姓埋名，躲进偏远乡间。
昔日的刘龟山，如今又变回刘某某，一个沉默寡言的老头。
几年间，他如惊弓之鸟，只要听到远处传来军队行进的脚步声，他便心跳加速，躲进屋内。
只要有人在村口议论往事，他便神色紧张，生怕提到自己的名字。
可即便如此，他心中仍未生出悔意，他只是懊恼，懊恼自己运气不佳，懊恼日本战败，而不是懊悔曾经的所作所为。
1949年10月1日，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，一个新的时代正式开启。
随着社会秩序逐渐稳定，清算汉奸的工作也提上日程，那些在抗战期间卖国求荣的人，一个个被翻出旧账。
旅顺的百姓没有忘记刘雨田，举报信被送往有关部门，不久之后，一队执法人员来到那个偏僻的村庄。
当刘雨田被带走时，村民围在远处，目光复杂，有愤怒，有冷漠，也有一种迟来的释然。
押解途中，他低着头，一言不发，法庭上，他已是白发苍苍，背脊佝偻。
面对一条条证据，他并未否认，他承认自己提供情报，承认资助日军，承认拉拢他人投敌。
可当法官问他是否悔恨时，他却抬起头，眼神里闪过一丝倔强：“我不过是顺应时势。”
这种顽固与执迷，让在场的人无不愤怒。
1951年，判决书正式下达，死刑。
行刑那天，刑场外挤满了前来围观的群众，有人咬牙切齿，有人低声咒骂，还有人默默流泪。
刘雨田被押上刑台时，步履蹒跚，却神情依旧倨傲，就在枪声即将响起的前一刻，他忽然抬头，大声嘶吼：“我这辈子值了！”
那声音嘶哑而刺耳，像是对世界最后的挑衅，枪声响起，一切归于寂静。
刘雨田的那句狂妄呐喊，不过是对过往错误的最后一次粉饰，是对自己良知缺失的苍白辩解。
枪声落下，尘埃定局，而历史的审判，早已写在人民的记忆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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